战士远程奔袭保家卫国史不绝书,高校师生行军向学却举世罕有。1938年2月刚过，春寒料峭之际，因潼关告急、西安安全形势严峻，办学刚过百日、由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合组的西安临时大学，“为维持学生的学业起见，及为国家根本的教育事业起见”，不得不再次迁徙，南迁汉中办学。

一、迁校之议——西行还是南移

西安临时大学的迁校涉及立足西安未久的各参组校，自非一时之谋、匆忙之策。黎锦熙先生对此有全面的记述：“初议迁，所向不能决。有朋聚谈，余谓若具远略，宜指西北，度陇屯甘凉，趋新疆，此为左宗棠路线。若避入蜀，是为唐明皇路线。迁陕南，是为唐德宗路线。仅少西移，则为杨贵妃路线矣。”在彼时西安临大的师生看来，继续向西北远迁，选择范围很大，甘肃、青海甚至新疆都可考虑。

1938年的3月1日，西安临时大学曾派李书田、袁敦礼、张汉文三人到甘肃、青海两省的天水、兰州、西宁等地，进行社会文化和自然资源的调查。3月9日，西安临大常务委员会召开第23次会议，本次会议就西安临大的西迁事宜进行讨论：“李委员书田、袁主任敦礼、张主任汉文，自天水来电报告印象颇佳，本校因时局紧张，已复电请其先往南郑布置，后又接到虞电一通，教育部来电密准予紧急时迁往南郑或天水一带。”西迁至较近的天水是李、袁、张三人查勘后的建议。

像唐玄宗那样避难入蜀，这个选项放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。战时以重庆为陪都，优质资源陆续向川蜀汇集，武汉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交通大学等校已迁驻办学。与西北联大成双峰之势的西南联大，也曾有过入川的打算，最终不了了之。随北平师范大学西迁的附中教师赵慈庚在其回忆中也有“传说目的地是成都”的说法，“入蜀之说”应非空穴来风。但综合国民政府的战前谋划和战时安排，此选项最可能的是广大师生的私下之议和一厢情愿。

至于迁陕南的“唐德宗路线”，已有较为充分的工作基础。早在1937年的12月1日，西安临时大学向陕南凤县、留坝、褒城、南郑、沔县等县派出了80余人的抗战宣传队，宣传队由董守义、吴祥凤、罗根泽、佘坤珊、郭俊卿等教师带领，其中，董守义、郭俊卿是体育系教员，吴祥凤为医学院院长，罗根泽属国文系，佘坤珊则为外国语文系主任。他们的工作除抗战宣传之外，还有官员培训、军事训练、体育指导等任务，时间长达两个半月。他们的来回，为西安临大迁往陕南起到了探路者的作用。

陕南汉中有独特的优势，它北依秦岭，南屏巴山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战时的一处安宁之所。加之气候温和，地理位置上距离川蜀较近，供给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。此外，已经有“中央军校”在此处勘定校址，但并未启用，倒可以借用。由此，西安临时大学不再西迁而是南移，仍不脱西北地域。

二、组织办法——西安临时大学的行军编组

从西安到汉中，要翻越“峭如削”“不容脚”的秦岭，西安临时大学的近2000名师生，是以行军的组织进行的。

1938年3月9日的临大常务委员会议决定成立17人的“准备迁移事务委员会”，下设布置、运输及膳食三个委员会。并拟成立“新迁校舍勘察及布置委员会”，推定李书田、袁敦礼、张贻惠、贾成章、杨立奎、许寿裳、黎锦熙、张汉文、董守义、刘锡瑛、尹文敬、汪阙明、林几等人为委员。

西安临时大学制定了“全体学生由西安至汉中行军办法”。依照原有的军训组织，“编为一大队、三中队、十四区队和三十九分队（教职员及其眷属为独立区队，并高中区队、女生两区队，皆无分队）”。行军时以中队为单位，接续出发，每个中队的人数从500—600人不等。中队的行军次序为设营组、侦察班、中队全部、医务组、运输组、收容班。每个中队配备安全员4人，荷枪实弹走在行军队伍的前面；随行工友三至五人，听候中队长调遣。中队下面又分为若干区队，区队下面又设若干分队。大队、中队、区队、分队各自制作一面白角布旗，写明番号。整个行军队伍由徐诵明任大队长，李蒸任参谋长，其他委员及院长组成一个参谋团随军指导。

▲西安临时大学行军组织图（《西北联大校刊》1938年第1期）

战时运输工具非常缺乏。原计划每个中队拨给胶皮大车15辆，装载粮食和随身行李，但因征车困难，无法全部落实。按照行军办法中个人物品集体运输的规定:教职员每人物品的重量不能超过30斤；学生则以两人为单位，“一床被褥及个人之衬衣等合捆为一件，其重量不得超过四十斤。”多出的物品，要自行解决，手提肩扛的行人和受雇驮重的驴骡，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运输大军。

长途行军最基础的保障是给养。行军办法规定：由膳食委员会在各站布置，每中队携带两天给养，由运输组给养班负责保管、押运、分配（每日三餐，中饭为馍、咸菜）。由分队长于早餐后、未出发前（或前一日晚饭时）向驻在地办理伙食人员领取该分队全部给养，之后再转给同学，自行携带。早餐为稀饭和馍，晚膳为干饭和汤菜，均由舍营地办理伙食人员负责整理。如遇路途较远，中途煮水由饮食班办理。

三、秦岭行军——长途跋涉中的艰险与豪情

3月16日，西安临时大学师生离开西安。他们先是乘火车到宝鸡，19日开始翻越秦岭，中间经过黄牛铺、草凉驿、古凤州、双石铺、南星镇、庙台子、留坝、马道，翻越秦岭、凤岭、酒奠梁、柴关岭，道长路险。教育学院王耀东老师率领200名师生，作为先遣队出发。4月4日，行军队伍全部到达褒城，19日抵达城固。用时35天。

▲师生徒步翻越秦岭

破屋颓垣“居从天地”。从宝鸡到汉中，所走道路是川陕栈道的北段，沿路城镇乡村皆穷困异常，俗称“穷八站”。所谓的“站”，是指客商一天的行程。为解决临时住宿的问题，行军大队事前派有前站，先联络各地的保甲长，按站借用民房。偏僻地区的居民，面对突如其来的陌生人，大都抱有很强的防范意识，多数态度冷淡。但知道是教授、学生后，他们都会接待殷勤。受居住条件和接待能力所限，大家的住所多为“仰见星斗的破庙，三面敞开的戏楼，还有周仓脚前，古墓河滩。”所住各处，“亦不免有与猪为伍之叹。”“各中队所设通讯组，每晚以收音机收听广播消息，次晨以大纸书写张贴于外，不特各队队员得以明悉当日新闻，而各当地居民识字者亦多伫立围观。藉知现在国家大势。”把时局要闻带进了偏乡僻壤。

锅饼咸菜汤粥做食。2000人的吃喝问题如何解决？临行前，膳食委员会购得锅饼8676斤，咸菜3000余斤，先按照1人一天1斤锅饼1块咸菜分配。每到一市镇，膳食委员会将青菜、豆芽、豆腐、粉条等能带的食品都尽可能地收购。师生每天的食谱如下：“早晨五点烧水、煮粥，中午在旅途中打尖，晚间食菜汤。”做饭条件亦十分艰苦：“锅是铁板铆成的敞口圆筒，口径二尺方，底径不足二尺。灶是铁圆筒，一侧留灶门，上缘凿气道，锅架其上。只能煮粥烧水。”租卡车一辆，“每天将末队的炉灶及厨师在晨饭后运往超前一站，再折回最后队，准备送下一班炉灶”。平均每天20公里的行走路程，还要手提肩背，“人人饭量大增”，“每当开饭前，职教员学生多已持箸碗环立鹄候，迨伙夫一声报熟，启锅分盛，无不食之津津有味。”

路途艰险偏遇劫匪。秦岭古道的难行，有“肩与碍巨石，十步三四却”之说。西安临时大学学生佟学海写有“本校迁移行军沿途经过记录”：“过秦岭时适值雨后尚未放晴，道路泥泞，行步艰难，同行者觅取捷径，努力攀登，乃翻过一岭又逢一岭，层层重叠”“沿路翠峰斜坡冻雪，白石横枕激流，所有景致依山路盘旋而随时变换，云雾低迷，人如行于雾上，雾逐人移，前后行人稍远即时现时隐。”穷乡险途常有治安问题。 教育学院“第二中队迁移行军纪要”提道：“南去留坝马道，均系穷八站之尤者，土匪出没无常，本校同仁汽车在马道之南被截。”赵慈庚等的回忆文章对此的描述则更为细致：“在快到褒城县的前一站马道地方，公路起伏难行，深山丛林中忽闻枪声，以为是猎户打猎，又连响两声，车停了，前面山岩上跳下几个花脸大汉子，手持步枪，要我们全体下车，有几个人上车翻了一阵箱笼，有几人叫我们把带的钱全部扔在地上，如被他搜到，立即枪毙。……全车人都有损失，而王非曼教授损失最大。”一名教师因路途劳累，抵达汉中后病逝。一名同学也因体弱，命终途中。

▲西安临时大学师生在行军途中

苦中犹有抗战歌曲。行军路上，大家在荒山僻野之中晓行夜宿，甘苦与共，出入相顾，把这场苦难转化为“顽强的乐观精神”和“隐忍的坚定意志”。校友朱兰训在《秦岭行军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当时虽然年轻，但心中却铭记一句铭言：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所以也就化眼泪为悲愤。抗战！抗战！直到胜利，绝不罢休。”时为西安临时大学学生的刘艺民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也充满激情：“‘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关马不前’。假使真有再大的雪，也阻碍不了我们的前进，因为我们有目的，抱着最后胜利的决心。” “枪在我们的肩膀，血在我们的胸膛……”“工农兵学商，一起来救亡……”等抗战歌词，大家天天唱。“蜿蜒的行军队伍，犹如雄赳赳、气昂昂的赴敌之兵，震撼群山峡谷，驱退渺无人烟的寂静。”

这只是行军途中的几个片段，从中可见师生们的风发意气和乐观情怀，这种风骨和意态，使师生们虽面临物质贫乏的困境却精神富足，路途险难却充满抗战激情，可谓世界大学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“文人长征”。